那天上午七点左右，石料传递链像一条灰褐色长龙，盘踞在尚未封顶的坝体。小伙子双臂酸痛，却不敢放慢速度，感觉身后空当太久，吆喝一句“利索点”，声音还在空中震荡，眼前的人抬起头来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对话的对象不同寻常。惊呼声刚出口，新一块石头又砸在手心。周恩来握住石料，对年轻人轻声说：“干活要紧，别分心。”话音不高，却让周围几十名工友瞬间默契加速。

周恩来为什么会出现在坝体？答案要从四年前说起。1954年4月，他到十三陵调研，指着干涸的山谷对随行人员感慨：“名胜有山无水，少了灵气；若能蓄起一片湖面，景观与灌溉都能受益。”一句“有山无水是一大遗憾”，迅速写进水利部汇报材料。同年夏天，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领导转达了这一设想，水库项目由此酝酿。

到了1957年9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，北京把十三陵水库列入重点。12月，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提交初步方案；1958年1月4日，市委批准；1月12日，总指挥部挂牌；1月21日，破土动工。首批劳力一万余人，多是昌平农民和京城志愿者，带着干粮卷席就上山。寒风刮脸，冻土如铁，肩挑背扛的效率远不如机械，进度令人焦急。

3月29日，周恩来赴工地听取汇报，离开时带来毛泽东关于“改良工具”的指示：推广独轮车推土，减少人力消耗。这番话为后续赶工定下基调。四月底，汛期临近，北京市委动员全市力量：机关干部、工厂职工、大学生、驻京部队，一拨接一拨往昌平涌。每天十万人的峰值，令河谷成了热浪翻滚的战场。

5月25日下午，两点消息放出：中央全会代表将到工地体验劳动。三点左右，六辆黑色轿车驶入指挥部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步下车厢。工程师纪常伦在简易棚里展开沙盘，屋里闷热得玻璃起雾，中央首长们却边擦汗边提问。毛泽东写下“十三陵水库”五字题词后，带队上坝抡锹。65岁的他装土如飞；刘少奇在夯坑一沉一提，节奏不乱；周恩来拉车冲坡，朱德肩挑石料。那天土方量刷新纪录——5.1万立方米。

此后一个月，中央各部轮班支援。6月15日，周恩来率五百名部长司局长赴现场。有人提议配医生，他摆手：“工人农民都在流汗，领导干部没理由搞特殊。”到工地，他先问作息，再叮嘱随行：所有规矩照现场执行。分工时，指挥部负责人刚说“欢迎首长”，周恩来立刻纠正：“今天没有首长，只有劳动者。”王震也接腔：“你是指挥，我们听你调派。”巨细无遗的原则态度，迅速消融了现场的拘谨。

那轮劳动中，周恩来传递石头最多。大块石料俗称“大西瓜”，小块叫“小香瓜”。有人抛来“大西瓜”，他接得稍慢，惹得身前小伙急了才有了开头那句“利索点”。二人抢石头时，锋利边角划破了周恩来的虎口，血珠渗出，他却只是把手在衣角上一抹：“快，下一块来了。”午餐时，他依旧排在长队末尾，接过玉米面发糕与咸菜，随口评价一句“味道不错”，把师傅的歉意堵了回去。

6月22日至23日，周恩来再赴工地。夜宿昌平东关一间土坯房，床是木板加稻草，被褥略带潮气。清晨笛声响，他肩扛红旗掌队前行；傍晚收工，他站在坝顶眺望河谷顶风而立，只有身旁卫士知道他手上的伤口夜里还在渗血。

中央领导亲身示范，让“去十三陵出力”成了全城最时髦的口号。工地登记簿每天加页，甚至连山脚寺庙的僧人也自带竹篮和榔头报名。浩大的民工潮，与改良过的独轮车、木质简易传送带共同作用，把原本估算一年以上的工期硬生生压缩到五个月。

6月30日，坝体合龙。7月1日清晨，东沙河水闸缓缓落下，清流汇入蓄水区，时间掐得分秒不差，避开了汛期洪峰。竣工典礼上，北京市委负责人感慨：若无百万双手同心协力，此刻脚下依旧是尘土飞扬的工地。人群中，许多老民工望着眼前新生的碧波，谁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盈满眼眶。

十三陵水库总库容4.35亿立方米，既承担灌溉、发电、城北防洪，又改善了陵区景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见证了一段特殊年代的集体奋进：从周恩来一句“让名胜有水”，到数以十万计的肩挑背扛，五个月里，国家动员体系的能量与民众的热情被空前激发。那名曾催促总理的小伙后来回忆：“当时哪知道前面是周总理？可他没半句责怪，也没摆架子，只说‘快干活’。我这辈子忘不了那一刻，也忘不了他手上流的血。”

水库通水后的几十年，昌平平原旱涝平衡大为改善，京密引水渠、官厅联通工程相继落实，东沙河谷成了人们周末垂钓、泛舟的去处。而在当地老人心里，每当夕阳映红湖面，都会想起1958年那场热浪般的劳动潮，想起坝体上那位接过“大西瓜”仍旧微笑的总理。